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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裨与军州：节帅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其消长
从当时唐燕双方力量的综合对比来看，唐廷所采用的实用主义平叛思路无可厚非。至德二载(757)年末至乾元元年(758)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继归唐，这一“中兴诸将收山东”的盛况让诗人杜甫油然生出“只残邺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这是当时唐朝上下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复叛，将朝廷安插在幽州的亲唐力量荡涤殆尽。乾元二年(759)春，九节度兵败邺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残余，与薛嵩、张忠志等地方实权叛将达成和解。安史易代，后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河北风云突变。史燕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河北地方军将权力的日益扩大和统辖区域的逐渐明晰。伴随着这种深层变动，河北藩镇格局已然初见形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绥靖安史降将实出于代宗本意，“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②,且这种方针具有内在延续性，在处置思路上，“与757年史思明归唐时如出一辙”①。这些论述基本阐明了战后河北割据状态产生的原因。然而，割据只是河北藩镇所呈现出的整体形式，具体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父子相传的“河朔故事”②和节帅易代的频繁动乱。③而这两个特点的渊源因由，则需要从燕政权尤其是后燕时期的内部嬗变予以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