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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论著，与史学相关联的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这里所论列的，是最能反映他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所具有的时代特点的。
在清代后期，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和发展过程中，“新史学”是资产阶级“史界革命”的纲领和追求的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的反映；从中国范围来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之短暂的活动在史学上的反映，对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有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是“新史学”的倡导者、赞成者，因其政治倾向的殊异和史学修养的差别，以及对中西史学之理解与如何结合上处置的不同，因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之堕入保皇主义的泥潭，无疑局限了他们的史学家继续有所作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借“史界革命”之风起而有所述作，用以宣扬社会革命，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撰述，都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严格说来，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整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写出反映“新史学”这一目标的权威性著作。因此，他们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完成扬弃传统史学的历史任务。而在辛亥革命之后10年左右，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传入，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资产阶级史学家倡导的“新史学”，在总的发展趋势上，也就日益失去它原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