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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31]一文中，对造成《顺宗实录》这种命运的历史原因作了详尽的考证。该文结末处一段，至为得当，可视为关于这桩历史公案的公正判决：
韩退之与宦官俱文珍有连……故《顺宗实录》中关涉宫禁诸条，既传自当日之阉宦，复经宪宗鉴定添改，则所纪者，当能得其真相，但即因是转为阉人所恶。盖其党类于永贞之末，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之本末，殊不欲外廷知之也。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阉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若有若无，莫能详述。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阉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32]
陈先生的考证和分析，雄辩地揭示了“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这一历史现象；指出了宦官对这类事件“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的卑怯心理。
韩原本终于在文宗朝遭删改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而《旧唐书·顺宗纪》后论中的后一部分内容不见于今本，也就不足为怪了。今本虽非刘昫所引之韩原本亦即详本，但确为路随删订之韩改本亦即略本，其撰者为韩愈（包括沈传师、宇文籍）已毋庸置疑。要之，《商榷》认为“今本韩集中的《顺宗实录》本身可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商榷》由于立论缺乏充分根据，导致了一系列推论失当，以致造成最后结论的错误。[33]